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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做好民族工作必須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系、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并對各個關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決矛盾的目標和方法進行了深刻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民族工作必須正確把握“四個關系”的重要論斷，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我們必須認真學習研究和把握其精神實質。
“四個關系”的重要論斷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最新成果
民族問題是社會發(fā)展總問題的一部分。社會在發(fā)展變化，民族問題也隨之變化。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社會條件下，民族問題具有不同的內容和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問題上面臨的時代課題是革命黨人如何處理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關系問題。基于殖民主義導致民族壓迫和民族剝削越來越突出，基于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需要，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自主、民族團結的基本原則。蘇聯(lián)在十月革命勝利后，面臨的民族問題主要是如何解決大、小民族，即俄羅斯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問題。為此，列寧提出既要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但重點是反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們黨面對的民族問題主要是如何處理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關系。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把“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作為當時關系到黨和國家發(fā)展大局的主要關系之一，指出“必須搞好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的關系，鞏固各民族的團結，來共同努力于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改革開放新時期，黨中央糾正了極“左”思潮將民族問題的實質定為階級問題的錯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命題，指出我國的民族關系“基本上是各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系”。此后，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內涵得以逐步豐富，形成了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的完整表述。黨中央在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關系重要觀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漢族離不開少數(shù)民族，少數(shù)民族也離不開漢族，少數(shù)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的思想。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民族工作中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地貫徹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將馬克思主義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與新時代民族工作的實踐相結合、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我們黨關于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關于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必須正確把握“四個關系”的重要論斷。他在強調做好56個民族的團結，特別是漢族和少數(shù)民族之間的團結的同時，特別強調中華民族大家庭、
中華民族共同體、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理念，把56個民族層面的團結問題提升至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高度，明確提出要在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基礎上增進共同性、引導各民族始終把中華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各民族中大力弘揚中華優(yōu)秀文化，以及正確把握物質和精神的關系，既要重視物質的力量，也要重視精神的引領。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斷，科學系統(tǒng)闡明了如何在工作實踐中處理好民族關系，破除了當前許多思想的迷霧和認識的誤區(qū)，具有很強的指導性和針對性。只有把握好這“四個關系”，才能有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真正實現(xiàn)“四個必然要求”。
“四個關系”的重要論斷對于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重大現(xiàn)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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