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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背景
（一）、《實踐論》寫作的必要性
1、從認識根源上清算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走過了一段傳奇而又曲折的路程。它在實踐中取得過巨大的成功，也經歷了1924年和1934年兩次慘痛的失敗，這兩次挫折雖然主要是由于敵我力量對比懸殊造成的，但外部反動勢力對中國共產黨的巨大打擊是通過黨內路線錯誤而得手的。其中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四年統治，更把黨幾乎引向毀滅的邊緣。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結束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的統治，但它是在紅軍長征途中舉行的，只能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領導機構問題作了變動，其他問題還來不及解決。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談到博古時說：“遵義會議糾正了他的錯誤，然而沒有指出宗派主義、冒險主義，這個問題是路線上的錯誤。”可見，全黨需要對黨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從根本路線上進行通盤的審視。
2、中國革命形勢的巨大變化需要全黨在觀念上進行一次大的轉變
1937年前后，中國的政治局勢正處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開始由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1937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著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的新的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責任更大了。如何適應形勢變化，制定相應的政策策略，如何幫助全體黨員和干部提高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認識水平，增強黨的路線方針的自覺性，學會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觀察、分析和解決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從而正確地指導革命實踐，就成了擺在全黨面前的一項艱巨而又迫切的理論任務。然而，黨內的思想并不統一。關門主義（也就是宗派主義）、冒險主義以及作為它們共同思想基礎的教條主義，仍然阻礙著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訂和執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從思想理論的高度上加以解決，中國革命就不能前進一步。因此，為了勝利地肩負起新的任務，黨在這時必須從根本問題上來解決黨內長期存在而沒有徹底解決的思想問題。黨內思想問題的最本質的問題是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的問題，即關于唯物論辯證法的問題，關于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問題。在黨的歷史上，各種機會主義在這個最本質的問題上是和馬克思主義完全對立的。曾經有一部分犯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是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只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犯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長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經驗，不了解理論對于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確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類人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國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確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為了揭露黨內存在的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特別是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的錯誤根源，以利在政治問題上和各種機會主義進行有效的斗爭，毛澤東認為不能回避哲學陣線上的斗爭，必須在哲學陣線上擊敗他們。為此，毛澤東1937年7、8月先后發表了《實踐論》《矛盾論》。毛澤東曾以這兩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作過演講。
（二）《實踐論》寫作的可能性
1、 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積累了許多超越前人的經驗和極其深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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