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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也指出，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信息網絡化迅猛發展及社會轉型的幾大變革催生了“后真相”時代的到來，使得高校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愈加嚴峻的現實挑戰和困境，意識形態工作任重而道遠。
一、“后真相”時代：大學生意識形態工作的新場域
1992年，史蒂夫特西齊（ＳｔｅｖｅＴｅｓｉｃｈ）在《美國》雜志上首次提出“后真相”（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ｅｒａ）一詞，用以諷刺美國政府在海灣戰爭中使用操縱媒體愚昧大眾的低劣手段。從構詞上分析，“ｐｏｓｔ－”直譯意思為“在之后”，但在政治新聞領域語境中，“后真相”形容的是一種?成見在前，真相在后”?情緒在前，客觀在后”的畸形輿論生態。2016年，在英國“脫歐”和美國總統這兩大政治事件中，眾多社交媒體平臺以工業化流水線模式生產、傳播、散步大量誤導性新聞，通過點贊、分享等病毒式傳播方式掩蓋主流媒體所傳播的事實真相。?后真相”一詞的使用量激增，成為2016年度熱詞。為此，倫敦大學教授威廉戴維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ａｖｉｓ）在《紐約時報》的評論中正式提出人類進入“后真相”時代。（Ｐ119）他認為，傳統主流媒體長期以來視若珍寶的“真相”逐漸失去了主導社會共識的力量。通過對事實進行重新“包裝”，隱蔽地設置觀點性而非事實性的議題來迎合大眾的關切熱點和情感訴求，由此挑動“情感化想象”，從而放大和強化某種觀點與偏見。事實和真相的“虛無化”為秉持極端立場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條件。
（一）真相的隱藏：依附于大數據算法的信息盲區
網絡信息技術使任何信息都可以在瞬間被成千上萬的用戶搜索到，并在網絡中不斷碰撞、重組、生成新的信息，為輿論造勢創造了有力的生成條件。在信息技術的大數據時代，“算法推薦”導致受眾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經過數據測算和精準推送的，曾經選擇或者喜歡的信息被不斷重復，片面、主觀甚至虛假的非官方信息鋪天蓋地，甚至可能完全掩蓋全面、真實、科學的主流官方媒體信息，導致受眾在看似開放實則封閉的輿論環境中，固化了既有的錯誤認知和偏見。
（二）真相的消解：凌駕于事實真相之上的情緒主導
“‘后真相’時代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情感、個人信念優先，理智與事實真相滯后，在判斷上呈現情理倒序性的特點。”“后真相”不是“真相”的對立面，而是在接近真相的過程中，人們無法理性準確地判斷對錯，往往根據情感和情緒選擇信息，遵從了“事實讓位于情感，服從于價值判斷”的反向邏輯，呈現出情感消解事實、情緒操縱行為的傾向。當受眾的主觀性成為判定信息真實的重要標準，信息是否被視為真實就取決于它是否得到了受眾的情感認同。若信息傳播者與受眾彼此建立了良好的信任機制，受眾就會認為接受到的信息是真實的；反之則不認同信息所傳播的真實。
（三）真相的脫離：隔閡于不同網絡空間的信息對抗
網絡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人人都是信息傳播者”，改變了傳統主流媒體意識形態話語權“一對多”和“自上而下”的傳播狀態。在這個虛擬的網絡空間中，民粹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多種價值觀爭相演繹著“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話語爭奪戰，弱化了受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甚至主流官方媒體的辟謠往往起到相反效果，陷入“塔西佗效應”的公信力困境中。主流官方媒體的公共領域解釋力被削弱，受眾便帶著“質疑”轉向非主流媒體尋求可以證實他們主觀愿望和情感的信息，進而滋生了極端觀點和非理性輿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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