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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有關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不斷涌現，內容涉及廣泛，特別是在深入考察意識形態領域創新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關于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構研究主要聚焦在根本制度上，而意識形態領域制度體系建構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2]732回望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意識形態領域制度體系的建構為我們黨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掌握在手中提供了堅強的保障。考察百年來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構的歷史進程；探究新時代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背后的制度密碼，對建構新時代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工作制度體系具有重要意義。
一、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構的百年考察
我們黨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制度建設，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緊緊圍繞黨的中心任務，分別以議決案、決議案、宣言、通告、指示、決定、提綱、批示等形式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意識形態領域的政策和制度，逐漸使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
（一）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構的初步探索
1921年7月，黨的一大討論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構的萌芽和開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對黨的政策的宣傳和革命力量的動員，特別是在宣傳人員配置上，提出明確要求，在超過10人的地方委員會中“設財務委員、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各1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也對意識形態的管理權提出明確規定：“一切書籍、日報、標語和傳單的出版工作，均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黨的監督。”。隨著黨組織的擴大，黨的宣傳工作覆蓋面也逐漸擴增。1923年，帶有黨內法規性質的專門關于宣傳工作的規范性文件《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頒布實行，明確規定了教育宣傳委員的工作職責是：“在于研究并實行團體以內之政治上的主義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團體以外之宣傳鼓動。”由于黨尚在幼稚成長時期，在宣傳工作中往往存在或左或右的傾向，1925年，中共“四大”審議通過的《對于宣傳工作之議決案》對之前的宣傳工作進行了總結，詳細指出了黨內存在的缺陷并對過去宣傳工作中的不足進行了批評，并提出十二項辦法來糾正過去的缺陷和不足。這十二項辦法就是意識形態工作的制度規定。1929年，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這是我們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決議》既是對之前紅軍政治工作的總結，也對之后“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等提出原則性規定，為軍隊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礎。1930年，中央總結紅軍政治工作經驗，參照蘇聯紅軍政治工作條例，頒布了《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暫行條例（草案）》，《條例》主要規定了人民軍隊的性質和三大任務，建立了軍隊政治工作制度，設立政治委員、政治工作機關，成立各級共產黨組織，確立共產黨領導軍隊的原則和制度，規定用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教育部隊，實行軍隊內部的民主制度等，紅軍政治工作進一步系統化、規范化、制度化。
在全民族抗戰中，中共中央相繼頒布《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等，對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做了較為系統全面的規定，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構涉及的范圍更加廣泛。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意識形態工作制度建構的全面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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