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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是記者出身，從《內蒙古日報》《光明日報》記者，一直干到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他的身份很多，既是記者、新聞理論家，也是政論家、散文家，甚至還是一名科普作家。
公文特別是領導講話稿，本質上都屬于政論文，而梁衡對此造詣極深，甚至以一己之力開創了一種新體裁——政治散文（可以讀一下他的《大無大有周恩來》《覓渡，覓渡，渡何處》）。他在做記者的時候，看了很多干部寫作投稿，并總結出5種“常見病”：一是居高臨下，發號施令。訓話式寫作，與讀者不平等。二是太長太空，沒有內容。應酬式、作秀式的寫作，沒有明確的目標、靶子，本來也不是為解決問題。三是枯燥干癟，沒有細節。公文式寫作，不會運用形象思維。四是語不準確，糊涂為文。基本的概念、邏輯關系都沒有搞清。五是語言不美，生動不起來。讀書太少，沒有修辭訓練。以上5條可謂針針見血，大家可以對號入座。同時，梁衡先生也開出了“藥方”，就是標題所要說的“寫作五式”：第一，能提出一個新問題。為什么要把“提出一個新問題”放在第一位？梁衡是這樣解釋的：能提出一個新問題，就是證明你在思考。文章最值錢的是觀點，觀點來自于思考，思考源自于問題。每次提筆之前，我們總想著要寫出點“道道”來，但方步踱來踱去，頭發抓掉不少，鍵盤一敲，依然還是陳詞濫調、新瓶舊酒。觀點往往是打扮成問題出現的，找不到新問題，當然提不出新觀點。比如，邁克爾·戴爾成立戴爾公司的想法源于這樣一種疑惑：“如果把電腦拆開，會發現里面的配件價值 600美元，但電腦價格卻是3000美元。”心存“為何電腦價格如此之高”的不解，他提出了“戴爾模式”，并且迅速成為行業第一。第二，有一個自己悟到的新思想。梁衡說：“寫文章，說到底是在拼思想。”他講的自己悟到的“新思想”，其實就是要有自己的“想法”。這個想法不一定有多獨到、多高深，甚至稀松平常也沒關系，關鍵是敢于嘗試，自己去悟。悟出“想法”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把“想法”變成“看法”，這就需要進行凝練、概括；第三步則是把“看法”變成“寫法”，想法如果一直裝在腦子里，其實多數都會變成“胡思亂想”，只有寫下來，才算落筆為安。經過以上“三步走”，“寫法”越積越多，慢慢就會連點成線、進而成面，你只需等待一個合適的契機，就能讓這個“寫法”成為領導的“說法”。這是一個閉環，雖然慢，但一旦運行起來，就會成為一個“飛輪”，源源不斷地為我們輸入素材。第三，有一個自己精心挑選的例子。梁衡說，如果你能找到一個恰當的例子，去佐證一個觀點，那么就證明你經過了調查研究，已經能理論結合實際了。
思想與觀點，本質上是一種“信息”，信息的英文是“information”，它的詞根是“form”，也就是“形式”，所以要為你的觀點找到一個形式，也就是案例。莊子的文章為什么好，因為他是把道理裝到寓言故事里的。比如，他講“務實”這個道理，就講了一個“屠龍之技”的故事，主人公花盡家產，用了3年時間，終于學會了屠龍之技，卻發現世間根本沒有龍。第四，有一個合適的比喻或典故。正如愛因斯坦所說：“如果你不能以簡單的方式詮釋一樣事物，那說明你并沒有真正地理解它。梁衡也反復強調，如果你能給自己的觀點找到一個合適的比喻或典故，那么說明你已吃透了原理，可以深入淺出了。比喻就是把文字轉化為畫面，而大腦處理圖像的速度是文字的6萬倍。一次，艾森豪威爾派手下的士兵去打探軍情，并要求他用最簡潔語言匯報當時戰況。士兵回來后作了一個比喻：“長官，想象一個面包圈，我們就是中間的那個洞”。這就是比喻的力量。用典也是一樣。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發布了舉世矚目的抗日宣言《廬山聲明》：“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947年，毛主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寫道：“到了今天，全國絕大多數人民，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都認識了蔣介石的滔天罪惡，盼望本軍從速反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時隔10年，毛主席再次引用蔣介石“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的“十字箴言”，吹響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反攻號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一個響亮的耳光，也是一個絕妙的用典！第五，有與文件不同的語言。梁衡在談到語言時講到，現在最可怕的是今天重復昨天的，下面重復上面的，這個報告抄那個報告，這個報紙抄那個報紙，層層重復，天天重復，美其名曰“步調一致，形成合力”，結果味同嚼蠟，沒有人看。他對語言就提了一條標準，那就是講與文件不同的語言。這個標準高嗎？說實話，不算高。但仔細想想，也不算低。試想一下，如果真的把所謂的文件話、文秘話拿掉，將套話、廢話刪光，我們的一篇稿子還能剩下多少？對于寫作語言，有兩個人對我影響最大，一位是自己服務過的領導。他一直對我們講，寫稿子一定要“說人話、講轉化”，盡量做到“能短不長、能白不澀”。“能短不長”就是能用短句就不用長句，能講短話就不講長話；“能白不澀”就是能用大白話就不用書面語，怎么說得清楚就怎么寫。另一位是汪曾祺先生，他說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系。就像王羲之的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語言像樹，枝干內部液汁流轉，一枝搖，百枝搖。梁衡先生的“寫作五式”，從提出問題到悟出思想，再到挑選案例、比喻用典，最后寫出不同于文件的語言。這是一步一步來的，急不得，但只要上了這個線，就能慢慢把寫作變成“自己在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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